創業精神一向是香港的基因元素。從早期作為貿易港口，到崛起成為製造業和國際金融中心，這座城市孕育出的各類初創企業，後來都往往蜕變成區内以至和全球的相關行業龍頭。
1990年代末的科網狂潮，為香港科技初創企業生態圈迎來發展新篇，而在2016至2018年期間臻於顶峰。這個生態圈主要由私營企業带動，並在公營部門一定程度的支持下，逐渐形成基本組成部分：創業資金投資者、加速器、孵化器、募投比賽、共享工作空間、培訓計劃，以及來自各個行業和公眾的倡議。
這個生態圈以美國矽谷為蓝本，而成效不一。本地初創企業只圖複製矽谷的成就，卻忽略其數十年來蓬勃發展的獨特初創條件。
忽視香港自身的歷史優勢和弱點，這種做法在筆者看來只會淪為「創新劇場」；一味追求只講表現、難以持續的成功初創企業生態圈（大型科技公司和高增長初創企業）的產出，卻並無投入以下所需要素：高技能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社區支援結構，以及所涉資本。這第一波生態圈的發展，隨着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而告終。
今天，香港再次處於十字路口。技術變革、經濟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重組，在敦促特區必須改弦易轍，而箇中關鍵因素在於重新思考自身的創新和科技發展。
2022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蓝圖》，作為改革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另有幾項私人和公共倡議提出，文件的目標旨在「為未來5至10年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
是次再度啟動初創企業生態圈，吸取了近幾十年來的教訓，不再盲目追求不適合本地的商業模式，而致力發展一批基於公私營協作的組織和政策，借助既有優勢以推動經濟發展。
相關措施涵蓋經過重組的政府機構和部門、新穎而更具實效的撥款機制、目標明確的投資奬勵措施、強大的行業協會、新式公私營協作夥伴關係，以及粤港澳大灣區内的全球視野合作和各大學開展的創業活動。
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高層次框架和問題
近年來，香港開始重新構想本地初創企業生態圈。特區政府與私管機構合作，推出了各種計劃和投資項目，以發揮香港的優勢和創業動力。
箇中核心是利用本港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共8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撥款的高等院校，尤其是5所世界級研究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提供有待開發而可加以商品化的科學和技術知識產權資源。
基於可轉化為產品（以及公司）的科學進展，此方法利用香港在基礎和應用科學方面蓄勢待發的強大實力。這有别於之前依賴有機生態圈增長的自由放任方法。轉向政策軀動的生態圈發展，應與香港作為創新中心的長處和短處脗合；優點包括純理論研究型和應用研究型的頂尖大學、優質人才庫，城市面積細小有利於合作以及友善的營商環境；不足之處則包括市場規模小、生活開支高和基礎設施昂貴。
各式各樣公、私營計劃和機構可説多不勝数，但仍可扼要舉出主要例子，將之納入本文框架。在早期階段（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1-2），眾多機構和多種資本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包括8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及其由世界級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研究中心。早期創業教育資源豐富（例如香港大學科創中心）。各大學的科技和知識轉移辦公室在知識產權领域進行探索，並協助發掘各種知識產權以便加以商品化。研發資助金和其他早期財務支援也隨時可用（如中大創新有限公司）。
在下一個階段（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3-4），香港科學園和数碼港提供孵化和加速計劃；亦可從「產學研1+計劃」和創新及科技基金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等項目獲得撥款。對於更成熟和後期的初創企業（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9），香港增長組合和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投資工具提供了充足的資本資源。
生態圈在中途的「存亡谷」階段（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5-8）最為薄弱，正因為初創企業此時最需要支持。筆者的訪談和研究揭示了下列幾項挑戰：
1. 科技創業在香港至今依然罕為人知。年輕人每多只求有朝一日當上醫生、銀行家或律師，卻鮮有希望創業成功。在本地成立的科技初創企業比率偏低。企業家成功之後投入自身經驗和資本另行創業，而產生足以啟發後來者的「飛輪效應」，例子也就寥寥無幾。
2. 研究往往與業界需求脱節，以致難以衍生出產品和市場。不少學者和研究人員閉門造車，缺乏商業思維而有礙創新。創始人對經商每多一知半解，因而或會產生重大盲點，就是毫不覺察一己無知。產品或服務原型縱使有望成功，亦難以踰越商業化的鴻溝。
3. 商學院與早期研發工作之間，同樣缺乏互動和融合。科技創始人難以物色到創業賴以成功的重商合作夥伴。大學方面，項目主任各自為政，以致同一院校中的商學院和工程學院少有動機彼此交换知識、建立聯繫或合辦跨學院計劃。制度中欠缺中介機構來促進高等院校和各類科技之間的協作，獲取資訊只會流於碎片化，並且容易錯失合作機會。
4. 目前加速器和孵化器計劃雖然結構完善，可惜未能提供有利於長期增長的工具。在完成有關計劃後，不少初創企業難免面臨「加速至碰壁」現象，而無法保持進度、籌集資金並將其科技商品化。
5. 早期階段投資者（例如天使投資者）教育薄弱。小投資者既缺乏足夠的精力，亦不知投資後應如何跟進。個人或天使投資者（如家族辦公室）難以找到有系統的課程，藉以獲得有關投資初創企業的培訓，只能屡敗屢戰，以致窒礙持續的風险承擔和投資文化的開拓。
6. 早期階段和中期階段創業資本仍然稀缺。對於多年始能成熟，而在創業資本基金的生命周期内僅能提供有限財務回報的科技，極少投資者能夠理解或願意支持。許多内地創業資本基金的贖回條款繁複，即使有望成功的初創企業亦難獲資助。私人資本和公司研發雖大大有助於在市場上推出新科技，但要花上長達数十年的時間來培育全新事物，這些投資者和公司都難免缺乏耐性和決心。
7. 香港的科技初創企業終端市場規模有限，或不足以支持大型和規模化的收入模式。本地市場規模過小，同樣有礙初創企業達致有助吸引傳統創業資本所需的足夠数量或規模。由於本地已具規模的科技公司相對短視，合作機會始終有限。
